周小亮｜中国经济韧性的理论解读、形成系统与提升路径
周小亮，经济学博士，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教授，福州大学民建经济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在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与我国面临多风险叠加的不确定性发展环境下，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发掘并夯实自身经济发展的韧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需在理论上界定中国经济韧性的内涵，并对经济韧性的来源与形成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析。中国经济韧性是由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市场规模、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与政策优势、对外开放等六大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从实践层面看，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应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扩大内需规模、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成果转化率；提高新经济占比、优化产业结构，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一带一路”共同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长期累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环境透支与生态赤字等生态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由此引发了经济问题政治化、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逆全球化等诸多问题，导致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这使得我国面临多风险叠加的不确定性发展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因此，有必要增强忧患意识，充分发掘并夯实自身经济发展的韧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理论方面，应科学阐释中国经济韧性的内涵特征，以及经济韧性的源泉和形成，并解释中国经济韧性系统的构成因素。在实践方面，应立足中国自身发展的阶段与条件，以及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突出矛盾与全球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依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要求，去厘清并找准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来源及提升路径，由此来夯实发展的物质基础，发挥禀赋资源、市场规模以及制度优势，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与开放水平，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与韧性的系统优化组合，实现经济稳态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这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关键，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必须着力研究与解决的新的时代课题。
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
从词源学角度看，“韧性”一词源自拉丁语“resilire”，意指系统恢复至干扰发生前状态的速度。美国生态学家Holling是较早将韧性研究引入生态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学者，并界定了什么是“工程韧性”（engineering resilience），即系统在受到干扰之后恢复到均衡状态或稳定状态的能力。Reggiani首次提出经济韧性的概念，认为经济韧性是经济系统在其基本功能组织不发生灾难性变化的情况下吸收冲击的能力。自此以来，众多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经济韧性如何形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如Boschma、Shaw等认为，经济韧性不仅内含有应对外部短期冲击的抵御力，也包括在外部冲击后宏观经济重回长期稳定增长的恢复力。Martin将经济韧性定义为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并保持经济产出、民众就业和社会财富的可持续增长。从四个层面解读经济韧性的内涵：一是宏观经济的抵御力，即经济体受到外部冲击后保持结构与功能运行的能力；二是经济恢复力，即经济体在保持结构和功能运行的情况下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三是再组织力，即经济体重新组织内部结构和功能的能力；四是更新力，即改变固有经济结构，构建新的经济模式的能力。可见，经济韧性的形成与提升是一种不断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演化过程，每次具有异质性的外部冲击均会导致宏观经济结构产生变动，而经济韧性亦会随着宏观经济结构的变动而改变，这有利于提升宏观经济应对下一次外部冲击的能力。韩保江认为，经济韧性是描述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受到危机冲击时显现的压而不垮、百折不挠的发展能力，是其免疫力、发展潜力、制度效能、治理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总和。
当前学术界主要从三方面对经济韧性进行解读：首先从物理学视角出发，经济受到冲击后能够快速恢复到相对平稳，即经济系统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其次从生态学视角出发，经济系统在外部干扰下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即经济体达到一个最优状态；最后是从适应性视角出发，侧重综合系统反馈，全面分析经济韧性的动态过程。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多围绕经济韧性中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使对经济韧性相关概念的研究存在系统性不足与缺乏实践导向性。
目前，我国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挑战，因此在新发展格局下增强中国经济韧性的主要目的是在化解系统风险中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此我们需要对标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要求，对经济韧性内涵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科学解读。综上，本文将中国经济韧性界定为：在经济风险冲击和干扰下，通过生产和发展方式的全面系统变革，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与韧性系统的优化组合，来实现经济稳态均衡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由抵御力、恢复力、创新力和再组织力所构成的能力系统。
经济韧性问题的不同理论解读及评析
（一）宏观经济学及其经济周期理论有关经济韧性问题的理论剖析
20世纪2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的爆发，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自动均衡论，由此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对大萧条原因解读的主流周期理论。凯恩斯主义认为，“充分就业”是一种理论上的均衡水平，实际情况中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就业不充分，使得产出无法达到潜在均衡水平，进而产生“非自愿失业”，这时政府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结合起来，认为借助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亦有可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并依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危机问题。与新古典综合学派不同，以罗宾逊、卡尔多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分析了收入分配在经济危机形成中的关键作用，提出因收入不平等引致的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是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
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下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下的金融海啸，促使不同学派的宏观经济学者开始质疑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逻辑及其政策效果，并对经济周期进行不同解读。如奥地利学派认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造成大萧条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政府对市场机制的干预将造成经济结构与资本配置扭曲。货币主义则将大萧条归罪于货币政策的失灵与失误，特别是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的不匹配将引发严重的经济萧条，因此只有通过调整货币政策才能调节经济周期。卢卡斯通过对经济运行规律进行总结，构建了均衡周期理论，认为未预期的货币冲击会产生经济周期，并且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冲击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20世纪70 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引发国际能源供给冲击，使得宏观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供给因素在解释宏观经济不稳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于是，以批判凯恩斯主义政策“动态不一致”而闻名的Kydland和Prescott，连同Long和Plosser一起搭建了真实周期理论，他们认为货币因素不再存在，供给冲击等真实因素成为经济周期的关键成因。Cole和Ohanian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进一步发现技术层面的真实冲击是解释大萧条期间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因素，认为技术冲击是导致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Rotemberg和Woodford、Finn基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进一步在模型中引入信息冲击、能源冲击等其他外生冲击因素来考察推演宏观经济的波动情况。对于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Christiano等基于多部门真实周期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由信用膨胀导致的营运资本成本上升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降低能较大幅度解释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并且指出相较于技术冲击，信用膨胀能够对经济周期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
尽管上述以经济自由主义为理论宗旨的不同宏观经济学流派在提升经济韧性、化解经济危机方面的理论观点与政策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提升经济韧性应对经济周期危机方面的宏观政策导向，均提倡通过需求管理或是通过供给管理来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促使市场有效运行与经济稳态均衡增长。其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虽然对于如何运用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增强经济韧性与稳定经济增长具有实践参考价值，但是它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根本矛盾，缺乏对社会历史结构与制度差异和国别特征的分析，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要求和实践要求，因此不能作为我国新发展格局下提升经济韧性的理论与政策基础。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韧性源泉的理论解读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增长与发展的动力及韧性源泉的研究，经历了由外生增长到内生增长的演进历程。20世纪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式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起点，该理论强调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索洛、斯旺等人创立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他们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的相对作用程度，还取决于技术进步，并强调技术进步是增长动力及韧性的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视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发展中国家不应只重视资本数量积累，更应关注资本质量的提升，要将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结合以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要求外生的技术进步必须是哈罗德中性意义上的，这限制了此模型的解释力和适用性。以罗默的《递增收益与长期增长》和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机制》为标志，并经G.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R.阿罗、P.阿格亨、P.克鲁格曼、阿尔文.扬、L.琼斯、S.雷贝洛、G.贝克尔、杨小凯等人推进和发展的新增长理论，强调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动力及韧性的决定因素；认为技术、人力资本产生的溢出效应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围绕内生增长模型，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力等有关经济韧性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如罗默的知识驱动型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等产品品种增加型内生增长模型，以及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阿格亨-豪伊特模型等产品质量升级型模型等在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下，通过研究技术商品特征、技术进步类型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同时也较为具体地说明了技术进步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着重分析了后工业社会中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等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新韧性，可用于更好地解释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何以保持持续增长，因而该理论可以成为“知识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基础，但是各类新增长模型都采用了严峻的假设条件，限制了新增长模型的普适性和现实解释力。另外，各种新经济增长模型基本上是在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探讨稳态均衡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韧性源泉，而没有在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结构变革背景下，引入制度因素分析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与新韧性，更没有探讨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产生重大变化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背景下，如何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经济韧性等问题，因而不能契合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中国经济韧性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要求。
（三）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动力与韧性形成的理论解读
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经历了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嬗变。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积累、工业化、计划化等经济发展驱动力在提升经济韧性方面的关键作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强调市场功能，认为政策的关键是完整发挥市场功能，并且使价格能够灵敏地反应市场供求关系；以诺斯、舒尔茨、奥斯特罗姆、阿西莫格鲁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通过对经济发展制度动力源的探讨，强调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韧性，关键在于制度正确。阿西莫格鲁等以政治权力为纽带，为解释世界经济发展基本格局提出了一个制度分析框架，并认为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他们还通过建立熊彼特主义增长模型，认为各国提升增长的制度或政策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一个国家或产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变化而变化。
在发展制度动力与韧性源研究的基础上，近来西方经济学者基于社会公平发展的视角，高度关注包容性发展以及如何通过制度创新驱动包容性发展的动力及韧性问题。如以Ali、Son和Zhuang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均强调机会平等和成果共享是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内涵，而包容性发展是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种过程和结果有机统一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分别从如何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确保公平竞争机会、增强能力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增强相互关联维度等方面，提出了如何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以及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的策略。此外，有学者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关联进行研究，如Alesina和Rodrik建立了一个考虑公共投资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对份额这一主要分配变量，确立了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Galor和Moav分析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并探讨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学者还从产业结构、政策制度、文化等因素的积累与协调层面研究了发展动力与韧性形成问题。如Breathnach等分析了产业结构与外部投资对爱尔兰经济韧性水平的影响。Simmie和Martin通过构建演化适应性循环模型分析了特定产业以及产业异质性的丰度如何形成区域经济韧性。Boschma认为，制度是经济韧性形成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往往通过产业多样化水平对经济韧性产生影响。Glaeser的实证结果表明，文化保守地区的创新活力较低，导致其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慢，该区域经济结构更为单一。相反，能够孕育企业家精神并鼓励创新行为的地区文化更容易促进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多样化的形成。Christopherson等指出，开放多元的文化有益于在社会层面形成创新活力并吸引多元化的劳动力，进而对经济韧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学者们关于经济发展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动力与韧性源的探讨，为如何通过制度变迁以构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与制度体系；如何通过优化收入分配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驱动劳动主体性新动力；以及如何优化产业结构，塑造创新精神等提供了参考，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缺乏对经济结构调整下的制度创新分析，也未在唯物史观分析框架下，依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要求来分析中国经济韧性的形成机理与实践路径，因而不能完全适合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形成的特征与时代要求，更不能用于构建有利于驱动经济发展新动力、新韧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四）演化经济学、复杂经济学对经济韧性形成问题的理论解读
经济发展动力及韧性是如何形成和演化的？20世纪80年代，非线性动态系统和博弈论研究的突飞猛进，推动了博尔丁、纳尔逊和温特等将技术知识驱动与制度演化结合起来，构建演化、动态性的发展动力及韧性形成分析框架。如Nelson等强调了演化和制度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个融合演化和制度的分析方案，并强调现实经济组织的复杂性，为此，分析经济发展需要考虑技术学习过程和经济演化的相互作用。Okada和Yano通过引入“稳定性选择”“单向性选择”和“分裂性选择”等生物和环境交互作用的术语来扩展了熊彼特增长理论。George等基于多层级共同演化理论提出经济系统的演化路径不存在均衡点，系统内部个体的竞合行为使得系统存在涌现、自适应与自我调节的特征。因此经济个体可以通过价值创造推动系统形成新的动态平衡。
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传统主流经济学无法有效解释经济泡沫、经济萎缩等经济现象，一些学者将复杂性科学引入经济研究领域。如阿瑟认为，复杂性经济学关注模式形成、结构变化、创新、创造性毁灭等问题，并认为经济是在一系列技术创新、制度和安排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是一个有着庞大的并发行为的并行系统，非均衡状态是经济的自然状态，复杂性的进化机制主要是协同进化多样性的增加、结构深化以及捕获软件。他还特别强调技术对于经济形成的作用，认为经济的形成源于技术，而且能够引发进一步的技术形成，进而导致经济自身的进一步形成。这就意味着经济系统是不断通过创造新要素来实现自我创造和自我再创造。关于复杂经济学理论及其经济形成问题的研究，对于处于系统全面转型的中国经济韧性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述演化经济学与复杂经济学中有关经济韧性形成的富有时代特征的理论分析，可为我国提升经济韧性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与方法参照。特别是演化经济学中的多层级演化理论以及复杂经济学中的多维度经济韧性理论，为新时代中国经济韧性形成与提升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理论参考。但是，他们的理论分析并未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经济韧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不能简单套用于推演中国经济韧性的形成。
中国经济韧性是由六大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综合系统
经济韧性的形成涉及一个复杂的系统，即由自然（资源）环境、经济（市场）环境、政治（制度）环境、历史文化环境、思想（创新）意识与外部环境等因素复合形成的综合系统。依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目标的要求，中国经济韧性是由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市场规模、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与政策优势、对外开放等六大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系统。
（一）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因素
从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韧性因素来看，中国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与雄厚的物质基础。North认为丰裕的自然资源是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积累的基础，只有开发和出口该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并将所获得的利润转换为资本，国家才能不断扩大资本积累规模，促进经济发展。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必须把统筹人类需求、资源层次和技术三者的协同关系作为关键点。产业技术进步将导致自然资源贡献率发生变化，随着时代的更替，占主导地位的自然资源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动态更替，这种动态更替对经济发展重心变化的方向起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本作为经济生产的另一重要禀赋，为中国经济实现长期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我国在教育领域取得的高速进步为国家发展带来了人力资本红利，而同期劳动力供给萎缩产生的影响能被这部分人力资本红利对冲。张国强等在研究中国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后提出，人力资本及其结构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的关键力量；我国具有丰厚人力资本的天然优势，在此基础上对人力资本进行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可以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为我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力量。在物资基础上，中国在经历一系列改革和发展后已经具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生产能力，这是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物质基础，也是生产恢复中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的底气所在。新冠疫情难以对拥有数万亿庞大的固定资产、全球最多的劳动力存量和全球唯一全产业链的生产体系的中国构成实质性伤害。
（二）市场规模因素
从市场规模韧性因素来看，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内需潜力。中国经济要遵循“大国经济发展理论”，“大国经济”能通过市场范围深化分工、扩大市场交换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而研究大国经济发展，应该分析大国市场范围、分工深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张平等认为，中国增强经济韧性的路径之一在于弥补消费升级短板，促进居民消费需求多样化发展。丁守海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韧性主要来源于超大规模的消费需求，即在可预期范围内，教育、医疗等消费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从而引领消费在规模和结构上的扩张与转型，进而有效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韧性。庄贵阳等在梳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韧性特征时指出，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有利于释放国内强大的内需潜力，从而有利于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佟明亮采用GMM模型，实证分析了消费结构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发现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经济韧性均具有促进作用。
（三）技术创新因素
面对国际、国内发展大环境的压力，政府与企业家意识到唯有技术突破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经济韧性。刘思明等识别了创新在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并发现相比于发展中国家，创新对发达国家的促进效应更强，认为中国应当进一步破解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约束，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王海军和姜磊基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这一技术追赶理论分析认为，我国最初以加工贸易、贴牌代工等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干中学积累了技术知识，提升了自身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极大地增强了生产制造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是解决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关键环节，技术创新与进步有利于畅通生产、消费、分配与流通各环节，从而实现经济体系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质量变革。在开放、共享的全球大环境下，应在确保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积极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从而以科技创新“双循环”为内生动力，推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而形成经济韧性。在此基础上，李国杰指出高技术产业发展是打破高房价、高利率循环的最优解；经济韧性的形成，要从“以资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大力发展促进高就业和技术不断进步的高技术公司。
（四）结构因素
从结构韧性因素来看，中国具备完备的产业体系，新经济、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亦推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与升级。陈奕玮和吴维库认为，产业多元化可以降低系统不稳定性风险。其中，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相关多样性能通过知识溢出渠道正向作用于经济增长。张迪和温利华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型技术手段与产业升级如何助力经济韧性的形成，并提出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有效作用于企业生产制造的核心环节，从而提升企业综合效能，进而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崔晨骁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建立具有韧性的经济体系，既要重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即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合理流转；也要重视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即重视和把握好农业现代化和新时代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五）制度与政策因素
制度优势和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因素。制度政策韧性是指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制度政策体系所表现出的适应能力、变革能力，其中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水平、经济转型升级能力等是国民经济具有制度政策韧性的基础条件。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经济韧性强正是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具备的优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机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进而既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增强了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总体经济的应对能力。任保平认为，制度是经济发展的保障，通过各种制度的改革可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中坚作用，刺激发挥各部门的外溢效应，因此制度韧性是经济体应对外部冲击中的决定因素。王思斌认为，制度创新有助于发挥人的主创精神，通过激活和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来释放制度红利，进而为供给动力结构中其他动力打好基础，并通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驱动经济增长。此外，制度创新能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供给，从而保障科技和人才充分发挥作用，以有效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政策体制具有适应性时，政府与市场存在良性互动关系则更有利于新兴的和有效率的经济活动出现。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中国经济韧性提供了强大可靠的“压舱石”，这是因为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得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从而使新时代企业成为极具活力与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主体；同时，混合所有制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而提升经济发展动力与质量，并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韧性。
（六）对外开放因素
从对外开放韧性因素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韧性的主要外部来源在于，通过推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壮大国内与国外市场，从而吸引全球资源要素集聚。庄贵阳等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是新发展格局下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韧性的策略之一。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发展国内市场，同时也应当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实现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因此，一方面，需要继续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推进对外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增加技术复杂度高的商品出口，以期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另一方面，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国各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开放水平，通过海外并购、打造国际品牌的方式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以优化对外投资方式。胡海峰等认为，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具有抵抗力、恢复力以及调整适应力三种功能，在新形势下，打造有韧性的中国资本市场有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有利于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利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有利于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余淼杰和梁庆丰指出，开放新格局可以从三个方面增强经济韧性：一是通过扩大进口丰富我国居民消费的商品种类，这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逐渐增长后的消费结构变化趋势相吻合；二是对外开放使得国内企业面临着更激烈的竞争，从而刺激国内企业进行技术改良和管理优化；三是从资本品进口中学习和消化吸收生产领域的先进知识技术，产生“1+1>2”的熊彼特技术创新效应。
综上，对中国经济韧性形成的分析不能只从某一因素来讨论，而应从宏观、数量、历史与多维度视角来研究经济韧性形成的系统构成、历史过程及其变化规律；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冲击时，需要弄清是哪些因素增强了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又是哪些因素增强了经济系统的恢复能力。为此，我们需要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框架和复杂系统分析方法，以统筹发展与安全为目标，从复杂系统角度，整合平衡发展、包容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剖析中国经济韧性的形成机理及其变化规律。据此，中国经济韧性是由六大维度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经济韧性形成系统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具体来源及提升路径
（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具体来源
依据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目标的要求，本文认为，中国经济韧性主要是由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市场规模、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制度与政策优势、对外开放等六大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综合系统（具体如图2所示）。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是物质基础与资源禀赋韧性。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与雄厚的物质基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有效利用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优势不仅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亦是抵御外部风险冲击，支撑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市场规模韧性。全面促进消费，提升传统消费，培育新型消费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要求，而超大规模的消费潜力亦是中国宏观经济长期韧性的主要来源。现阶段，中国消费潜力仍未充分释放，其原因在于消费层次尚有待提升，中高端消费仍然不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巨大内需潜力将引领消费在更高层次上实现量的扩张，从而有效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的长期韧性。
三是技术创新韧性。技术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已达成普遍共识。而在外部风险冲击中，技术创新既是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关键依托，也是短期内增强宏观经济复原力的重要保障。特别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和强调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目标的要求下，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双循环”的内生动力，同时又融入全球技术创新的整体格局，有利于依靠技术创新推进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进而通过提升抵御力和创新力来有效增强中国宏观经济韧性。
四是经济结构韧性。产业多样化可以降低系统不稳定性风险。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均衡化发展有效降低了经济脆弱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坚期，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亦是促进产业链和供应链现代化、增强产业链和供应链抵御力和建立具有韧性的经济体系的重要环节。
五是制度与政策韧性。从本质上来看，制度与政策韧性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既能够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不仅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也提升了外部冲击下宏观经济的抵御力。特别是在应对冲击时，各方面的制度政策体系具有强大的适应性调整能力和变革能力。而制度和政策适应性以及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能够应对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异质性要求，最终形成和提升中国宏观经济的韧性。
六是对外开放韧性。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一方面，对外开放为我国居民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增强了消费的多样性，这有利于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为扩大内需提供动力。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得国内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刺激国内企业提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此外，国内企业可以从进口的资本品中吸取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产生熊彼特技术创新效应。这不仅有利于释放国内的巨大内需潜力，也有利于国内企业增强竞争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因此，推进对外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
（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提升路径
针对上述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具体来源，本文提出以下几条提升经济韧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和生态赤字等问题。促进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部门的绿色、低碳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从生产环节提高供给质量，进而有效释放我国超大规模的内需潜力，从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意味着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低的资源消耗，因此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而更好地发挥我国的资源禀赋与物质基础优势。因此，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的背景下，促进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工业部门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不仅符合新发展格局所强调的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导向要求，亦是提升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实践途径。
二是扩大内需规模、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新发展格局强调生产、分配、需求的循环畅通。从需求角度上看，受制于收入分配体系不合理、房地产泡沫情形较为严重等现实突出问题，我国内需规模虽大，但整体消费结构层次仍然不高。从内需总量来看，社会总消费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内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抵御力与恢复力，从而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从内需结构来看，消费层次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有利于从需求端倒逼国内企业转型升级，丰富供给多样性，提高供给层次，从而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创新力。因此，应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群体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加快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释放内需潜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进而有效提升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经济韧性。
三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成果转化率。当经济体受到外部冲击后，技术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在恢复阶段驱动经济结构进行适应性调整。对于技术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而言，外部冲击的创新性破坏效应可以推动新生产活动更快出现，进而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与增长路径。目前，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欠缺等问题较为突出，经济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成果转化率尚待提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通过完善科技创新制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技术成果转化率来推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有效提升。
四是提高新经济占比、优化产业结构。现阶段我国已构建了全球最为丰富、完整的产业链条，拥有联合国划分的525个小类的全部产业门类。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仍面临“低端锁定”困境，高端产品供给相对不足、低端产品产能相对过剩。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与国际局势变动的外部冲击下，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对上下游产业造成了显著影响，进而对整体宏观经济产生了冲击。因此，在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有必要对现有产业的薄弱环节进行完善和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发展成为趋势的时代潮流中，应大力提高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经济占比，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提升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韧性。
五是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逻辑主线，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其中，消除行业壁垒与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以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经济运行和保障机制，同时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保证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决定，政府在其中发挥规则制定作用，从而有效提升生产要素流动性，提高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来打破行政壁垒、优化政务环境、健全市场准入政策体系，有效激发与增强市场活力，保护和培育市场主体。
六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全球分工，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新冠疫情后，逆全球化现象逐步抬头，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日益严峻复杂。在此背景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对外开放体系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经济韧性的应有之义。经济全球化进程受突发事件冲击虽有所放缓，但仍是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而封闭式发展模式会造成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脱钩，不利于消化国内产业供给以及吸收外部新兴生产技术。因此，我国一方面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强化贸易强国建设，优化外商投资方式，加强国内产能与国际企业合作；另一方面，应以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为引领，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加强产业合作与互联互通，努力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以有效提升中国经济面临外部政治经济风险时的抵御力与再组织力。
〔责任编辑：徐淑云 童传轩〕
原文见于《东南学术》
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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